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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贷成本及经济资本的概念

对银行来说，狭义地讲，信贷成本指向信贷对应存款的利息支出及信贷准备金；广义地讲，信贷成本除包含前述要素以外，还包括信贷存续期间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如，客户营销、维护及贷后管理费用，各级信贷管理人员薪酬等）。

经济资本是描述在一定的置信度水平上（如99%），一定时间内（如一年），为了弥补银行的非预计损失（unexpected losses）所需要的资本。它是根据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的大小计算出来的。

 

二、信贷成本、经济资本与收益

从经营风险角度出发，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目的是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粗略地讲，由前述定义经济资本是一种衡量风险状况的虚拟资本，故而由银行家信托集团（Banker’s Trust Group）创造的经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成为通行的衡量“风险-收益”的指标。

1、经风险调整的资产收益率

信贷成本问题在传统信贷业务中日渐重要，来源于外部监管及内部要求--资本金约束（BASELⅡ第一支柱要求）：资本金约束是监管当局对银行的重要监管内容，从近期下发的新协议落地实施文件，各项系统投产上线日程表来看，信贷业务资本金要求也将成为总行对各一级分行的重要考核内容之一。

随着资本金要求的日渐突出，及信贷成本概念的扩展，我行信贷定价策略已开始转向“考虑资本金约束，信贷成本弥补”的定价策略，与原有定价方式不同，现行定价策略综合考虑了如下因素：

信贷收益：（利息收益）（直接收益）+（中间业务收入+其他信贷派生收益）（间接收益）

信贷费用：（存款利息支出+额度转移定价（FTP）+分类减值、拨备及预期损失（DCF\MM、PD*LGD*EAD））（直接费用）+（营销及客户维护、贷后管理费用+各级信贷管理人员薪酬）（间接费用）

信贷资产资本金占用：由客户违约概率（客户所属行业、财务状况、信用记录、客户所在区域）、违约损失率（抵押担保方式、授信投向）、信用敞口（产品选择、抵押担保方式、期限选择）、信贷资金相关性

上述因素构成了经风险调整的资产收益率：

   

 

当前的定价规则是：给定RAROC水平，考虑上述因素，得到我行对特定客户的要求利率水平。

从这里可以看到，现行定价须同时满足体现资本金约束及有效弥补信贷成本的原则。

到此为止，前述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可以重新表述为，在一定经济资本占用的前提下，最大化信贷净收益。进一步的，在同业竞争加剧、报价水平趋同的前提下，前述经营目标还蕴含着商业银行应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资产期限结构、资产行业组合、产品组合、区域组合从而有效控制信贷成本这一目标。

2、各因素的具体影响：

企业财务、企业所属行业因素、企业所处区域情况将影响违约概率的高低，从而影响信贷资产资本金占用；同时影响分类减值情况，从而对信贷成本构成影响；

信贷产品选择、风险缓释手段选择及期限选择将通过对信用敞口的影响影响资本金占用情况，同时对分类减值情况构成影响。

财务（从优到劣）、行业（从重点支持到限制）、区域（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产品（从表外到表内）、期限(从短期到长期)、 风险缓释手段（从有到无）、营销及客户维护、贷后管理费用（从低到高）、各级信贷管理人员薪酬（从低到高）具体影响是：

 

 

三、RAROC与授信政策制订—关于政策多维化的一些思考

如果将商业银行给予客户的授信视作商业银行的资产头寸，那么，有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资产方科目，授信资产头寸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有着更多的含义，首先它是通过某种关系形成资产组合，例如行业组合、产品组合、区域组合、期限组合等，这就势必要求对应的授信政策能够构成偏好一致、逻辑统一的有机整体，即为了优化资产组合，建议在如下方面做出尝试：

第一，在构建授信管理多维化政策体系方面，金融同业已有先例，如中国工商银行的产品-区域-期限组合政策。笔者建议，授信管理政策的制订应转向多维化、组合化，既构建行业、产品、区域等多维度的差异化政策，从而达到将符合整体经营目标的产品投放到相应的地区的特定行业企业，同时根据资产负债结构及其要求调整期限结构。

第二，在客户准入与退出方面，由于将授信资产视为可调整的资产组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客户调整的依据方面，最小化信贷成本是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其中预期损失是可通过商业银行主动进行客户“选择-放弃”调整，而预期损失率与客户PD、LGD有关，那么，这就要求在现行信用等级与客户“准入-退出”关系上做出改变。即从客户资质及续作方案与我行授信资产保障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考量，从而使一批保障度较高的授信方案得以进入审批环节，继而得到续作机会，扩展经营机会。

    信用担保企业目前在国内大行其道，有论者将之视为缓解贷款者、借款者疑虑，从而解均中小企业融资困局的途径，然而，笔者认为，缺乏监管的担保企业，是否对解决上述困局有所帮助尚存疑问。

让我们大致转述范.戴维特（镰仓证券创始人）和雅罗（就是Jarrow）教授最近发表在RISK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作为开头吧：

   “正如存款需要保险一样，银行贷款同样需要保险。BaselⅡ强化了银行资本金约束，因为这是银行自身应对、吸收非预期损失的缓冲器，也就是银行对自身贷款们的“自我保险”。然而，这是唯一的道路么？既然授信资产可以视为买入债券，那么资产证券化就是应有之意，为什么不让银行进入CDS（Credit Default Swaps，信用违约掉期）市场需求专业机构对贷款的保险，即寻求第三方保险呢，就像个人财产保险、寿险一样，支付保费，一旦贷款对象违约，获得第三方赔付。可以减少资本金占用，同时可以增加市场容量（Market Volume）扩大信息来源，例如（计算题从略）”

       两位作者将如何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克服（注意，不是规避）资本金约束的路上，关注了CDS。然而，CDS市场主体们的违约风险呢，答案仍然是金融机构的形形色色的资本金监管，使得CDS市场主体在一定的置信度下不会因其持有的债券或证券亏损而破产。因此作者们并没有突破资本金监管所划定的市场底线，不严谨的说，大概是一种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的局部均衡解吧，其解较之传统信贷有所不同，无非是因为在通常的信贷市场里加入了贷款保险这一条件后，约束条件有所变化而已。

      近年来国内也活跃着CDS的模仿物—信用担保，虽是类似然而两者的不同却也显著。以下分别是这两位主角的介绍：

主角一：多面的CDS

自“次贷”以来，CDS一度被视为危机之源，是投机、贪婪的温床，因为资产证券化掩盖了贷款对象本身的资信状况，贷款经重新打包分割后的Junior Tranche的畸形高收益与高信用等级，辅之彼时的货币政策，宏观气候等等因素同时又刺激了信贷市场的活跃，使得市场甄别失灵，使得市场一片无厘头式的繁荣。繁荣之后，众所周知，是CDS市场的几近消失。

诚然，CDS充当了投机的工具，正如垃圾股、概念股、题材股一样。

然而，最初的CDS，却是一种带有保险性质的证券，A购买B的债券，A同时就该债券违约与否买入与C的信用违约掉期，一旦B对A违约，C必须按照合约支付给A约定金额或购买A手中持有的B发行的债券。这就是CDS的基本流程，它将由B对A带来的信用风险通过CDS转嫁到C身上，当然C也可以通过将债券打包投入到MBS市场中去，继续转嫁风险，此处按下不表。

如果上述的A是银行，B是借款人，那么标的物就是A对B的贷款，一旦贷款出现问题，并最终形成损失，按照Basel的要求，应该以资本金进行吸收，因此银行必须保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以保证99.9%的可能性银行不会因为信用风险损失而破产。

而一旦引入CDS证券，贷款对银行来说就不再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而是经营费用（保费），更是或有资产（当B发生违约时），所需要的资本金将大大减少。

主角二：CDS的远亲——国内的信用担保

随着经济高潮期的来而又走，小企业融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尤其当信贷逆经济周期运行时，小企业融资难依旧，于是乎一些提供信用担保的市场中介便有了生存的理由，他们收取客户的佣金，为客户向银行开立类似的履约保函的文件，为客户的手里将获得的贷款安全背书。这就是CDS的远亲——国内担保公司们，注意，是远亲，原因有四：1、CDS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交易合约、而担保合约是工商企业与担保机构的合约；2、CDS的交易对手都是金融机构，或获得资本市场准入的机构，国内担保机构至今是否为金融机构尚存疑问，以至于它的监管部门依然是各个地方各自为政，五花八门（当然，它们确实提供了金融服务）3、CDS市场中，银行既需求保险，又可以需求做市获得交易收益，也就是C可能是保险机构，也可能是银行自己，市场主体间的关系至少看起来是平等的；国内担保市场却是工商企业处于弱势，为获取贷款，必须向担保公司们支付高昂的担保费用，甚至于担保公司们向银行支付的保证金也由它们支付，而如前所述，在国内担保市场上，C--担保公司至今仍在监管上是提供金融担保服务的企业。4、CDS是可流通合约，是可交易未定权益，担保合同对银行或者担保公司却是无法交易的资产追索权或或有负债。

差别及其影响

上述对比可以看出，国内担保服务，除了保险的功能上与CDS相同以外，对银行所持有的资本金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它并不直接与银行交易债券，而是提供追索权，且该合约也无法流通，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可以看作是贷款保险的初级阶段。然而正是这些差别，带来的问题，大概是不能不值得思索的：

它的不可流通性是其初级阶段的外在表现，更进一步：正是由于其不可流通，无法形成成规模的市场，更无法形成全市场统一的合约，A、B、C三个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始终存在。

这里除了传统的A与B的信息不对称外（这也正是担保公司存在的充分条件之一），A与C的信息不对称也是无法回避的：与CDS市场主体不同，国内担保市场由于担保企业自身性质的不定性，带来了监管的缺位，所谓的资本金，其真实性更是不可忽略的话题。金融机构可以通过Basel来进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至少在一般年景下，CDS市场里的金融机构们不会因为几笔CDS合约浮亏而倒闭，然而谁能保证担保公司们不会一夜消失呢？谁又来监控信用担保公司的信用风险暴露？

在CDS市场上，A与C单独交易，而在国内担保市场里，C与A、B均有联系，它们的收益来源于信用价差，这是半拉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即银行无法根据客户资信状况进行利率充分上浮或下浮，如果超过了国内规制上限，则该客户将被拒之门外，这也是大部分中小企业向融资难的表现之一，而有了担保公司以后，通过担保公司向银行开立的保函，贷款成立，而银行根据监管规制的利率上限制定贷款利率并获得收益，信用价差则被担保公司获取，这就又遇到了贷款定价的问题。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说，通过担保公司的存在，总会使借款人最后获得贷款所支付的贷款费用与真实的资信状况相匹配，然而缺乏统一市场所提供的参照物，缺乏对等的市场主体地位，那只自由市场主义里“看不见的手”在哪里？既然公允价格存有疑问，那么，担保公司及现行担保市场的存在是否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途径也就充满变数。极端的，很难说到底过高的贷款费用会不会像高利贷那样反而使得企业饮鸩止渴，最终因为B违约，而导致A、C双输呢？

    若如此，以保险为目的的CDS能够通过使银行授信资产得到保险从而使银行资本金得到充分利用，而目前国内信用担保企业是否具有此功能，尚存疑问。

 一、华北大旱---一个鲜活而沉重的样本

在全球数千家商学院的课堂上，学生们总要被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水跟钻石相比，前者珍贵，而后者昂贵？自亚当斯密以降，经历门格尔、瓦尔拉斯发扬光大，得到标准的，新古典意义的答案：稀缺性。无怪乎我们能够在华北干旱的大地看到的一幕：截至2月5日，全国干旱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已造成429万人207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抗旱水源严重不足，抗旱难度加大。而部分农民们眼看大地裂开，庄稼歉收、绝收，也不愿，或不能支付高昂的灌溉费用。此时此刻，水比钻石更珍贵，此时此刻，公共设施无影无踪……

中国自古以来是治水型社会，史书上记载的“人相食”之类的故事多发生在干旱的年份，不能说顾此失彼，至少有所偏倚。这也就无怪乎防洪工程的投入，连通城镇的公路建设投入总是占据了公共投入的绝大部分，无怪乎在华北大旱面前，方方面面都表现的那么苍白，毕竟大部分的防洪工程并不是为同时解决干旱问题而设计建设的，毕竟此时的华北，水更珍贵，而非贯穿州府的大路。

按照08年流行的词汇，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结构性问题”吧。

很难说在目前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到结构性问题的阴影：

二、钢铁问题---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供给会自发的带来需求”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广受批判的命题，无论批判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抑或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或是来自于综合学派……

大型钢材企业一定在08年下半年开始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步入了产能升级的序列，长钢被板钢代替标志着一个被前定的“技术进步”已经完成，悲的是他们的板材如今已不如低级别的长钢值钱，换句话说，他们的技术进步导致他们被市场遗忘，在全国各大城市形形色色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的仍然是基础，甚至有些“大路”的长钢，而非质地优良的板钢。进一步说，他们不仅仅是被市场遗忘，更是被政策忽略，要知道，政府疯狂的对公共设施烧钱，可是为了刺激经济，而他们，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订单。

技术进步，以及源他而起的经济增长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方向，也是它颇受争议，甚至广受诟病的地方，原因是在标准的新经济增长文献里，技术进步或多或少无法摆脱神秘主义色彩。如果说我们知道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技术进步，那么技术进步的源泉又在哪里？现代经济学还没有成熟的，足以得到公认的答案，但是它的祖先描述了这个答案应该有的属性，那就是分工与市场。于是乎忽略市场力量的产业升级不会带来它的需求，反倒是产生产能的“贫富不均”，没办法捞到四万亿的大蛋糕不过是它被市场惩罚的一个突出表现罢了。2004年，罗伯特.卢卡斯访问中国，恰逢中国出台了一揽子经济调控政策，卢卡斯的评价发人深思：“我看到的都是微观调控，而非宏观调控”。

三、反思市场经济的反思

分工与市场造就了技术进步，造就了工业革命，也造就了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经济文明，当然也造就了李约瑟之谜。市场经济更为深入的哲学基础是源自希腊古典哲学的反思精神，正是反思精神产生了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追问，对天赋人权的思考，对政府、社会、个人关系的探索和勘界。

进一步的，按照亚当斯密的想法，源自各种文化传统而产生不同的同情和关怀都是可以接受的。

源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产生的中国改革路径，对我们来说亦是前定的，并因此被视作接受。虽然经过了30年的历练，计划者们放弃了原有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的进程更接近于“自发秩序”而非“机制设计”，然而，各种产业指导，调控政策总是不甘寂寞般的登场，比如：人为扭曲资源配置到某些部门，建国后最惨痛的教训，大致可以聚焦到1955-1962年那些风调雨顺的年份吧。

如果说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是推动中国经济“跳水”的人，那么中国经济跳水的高度，速度恐怕就得看中国经济本身了。很难说中国经济能够表现得比美国好多少，原因在于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美国人正在为借钱度日而焦虑，中国人正在为就业而头疼，诸如此类。同样很难说扩张的财政政策，或是四万亿能够多大效力的刺激实际经济增长，同样，我们更担心国资在四万亿中的独角戏，以道路、工业园、产业升级为指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或者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说反而不是个好信号，正如处于干旱状态的地方难于从旨在防洪而建设的水利工程里获得益处，钢厂的技术革新并没有带来期望的订单一样。

到底什么是目前最稀缺的？它是不是未来最稀缺的？值得思量。